他打败所有对手统领行业20年,却被一场大浪打翻

2018-03-12 09:23 来源:青年创业网

嘉禾影业创始人邹文怀

春节前,一个叫《三分钟》的短片刷爆朋友圈,把不少国人看哭了。这个短片其实是苹果的广告片,是苹果请香港导演陈可辛拍的,不得不说苹果真会挑人。

论催泪功夫,陈可辛绝对是重量级导演,其成名作《甜蜜蜜》(1996年)就是一部催泪影片,那部片子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评委都给看哭了,连夺9项大奖。近几年陈可辛又拍了《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和《七月与安生》,催泪水平直逼冯小刚。

陈可辛的催泪功夫是在嘉禾练就的,他1984年到1987年在嘉禾打杂,出道后又跟嘉禾合作,《甜蜜蜜》就是嘉禾出钱拍的,可以说没有嘉禾就没有陈可辛。

功力深厚的陈可辛只是嘉禾培养的众多香港电影人之一,70年代到90年代,嘉禾一共拍了600多部影片,培养了整整一代香港电影人,包括李小龙和成龙,甚至可以说,是嘉禾缔造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邵氏兄弟是嘉禾的前传。

中国电影发祥于上海。30年代,上海电影业达到一个高峰,出现了周璇、阮玲玉、胡蝶等一批影星。然而过了不到十年,抗日战争、内战、体制巨变都来了,上海电影人被迫南迁香港,邵氏家族便是南迁的上海电影人之一。

邵氏1925年涉足电影制作领域,并在东南亚建立了院线。抗战结束后,邵氏在香港和新加坡恢复营业,其中香港负责拍片,新加坡负责卖片。然而两地公司的发展很不平衡,邵逸夫负责的新加坡业务蒸蒸日上,香港的业务却步履维艰。为保障影片供应,邵逸夫1957年到香港主持大局,创立邵氏兄弟。

在香港,邵逸夫的真正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电懋的老板陆运涛。

陆运涛出身于“新(加坡)马(来西亚)首富”之家,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25岁便因父兄早逝接手家族产业,其中就包括院线。陆运涛对于电影业的兴趣浓厚,积极涉足电影制作领域,1953年他开始在香港拍片,1955年更收购了一家片场,后将其更名为国际电影懋业公司,简称电懋。

凭借财雄势大,电懋很快吸引了张爱玲、易文、陶秦等一大票上海电影人,推出一系列中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这些电影风靡港澳台、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唐人街,让陆运涛威名远播。

对付这样的劲敌,邵逸夫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硬碰硬。他先是买下清水湾的一片荒山,将其建成片场,又花大价钱把电懋一姐林黛和名导李翰祥挖了过来,与电懋展开正面较量。电懋当然不是好惹的,它迅速还击邵氏,两家把香港影坛搅得鸡飞狗跳,整体而言,电懋占上风,是华语电影之王。

1964年,这种局面因为一场意外结束了。

是年6月,陆运涛带领一众高管到台湾参加首届“亚太影展”,结果遭遇空难,一个公司的骨干集体离世,电懋从此一蹶不振。

电懋的陨落让邵氏兄弟加速崛起。

60年代后半叶,邵逸夫建立了囊括制作、宣传、发行、放映的电影全产业链,由于没有像样的竞争对手,邵逸夫得以以极低的价格攻城略地,尤其是在制作环节。

邵逸夫把片场做成了流水线,导演和演员就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这些一线创作人员不但薪酬低,而且要签包身约,活得相当清贫。一则报道称,一次一个剧组申请拿20港元(除另有说明,下同)买100个生煎馒头,邵逸夫死活不给,说公司食堂的馒头才一毛钱一个。

这套由垄断孕育出来的电影业模式被称为大片场制度,它塑造了邵氏兄弟的快速强大,但也导致了其最终的没落,而推翻邵氏王朝的,竟然是邵氏王朝的“开国首辅”邹文怀。

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后,废除了地位相对独立的宰相,代之以秘书处性质的内阁,内阁长官被称为“首辅”,邹文怀在邵氏兄弟的角色就相当于首辅。

邵逸夫1957年来港后首先招了一个秘书,接着就招了邹文怀。

邹文怀比邵逸夫小20岁,生于1927年的香港,民国时在上海读新闻,后来回港做了一名体育记者。做体育记者只是露水大的前程,30岁那年,邹文怀决定投靠来港创业的邵逸夫。

人地两生的邵逸夫很重视邹文怀,让邹文怀主管宣传、行政、财务等工作。当然邵逸夫也留了一手,比如把总经理职位给了另一个人,让那个人主管发行,给邹文怀的头衔则是“宣传主任”“制片经理”“副总经理”,以此形成制衡局面。

不过邵氏的明眼人都知道除了老板,邹文怀最大。邵氏导演张彻更是直言,邹文怀是“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邹文怀的权力不仅来自邵逸夫的授权,更来自基层的拥戴。

早在进入邵氏之初,邹文怀就把好友何冠昌、梁风请来助阵,他们创办的《南国电影》等娱乐杂志,成为宣发邵氏电影的重要阵地。此外,邹文怀还积极拉近与导演、演员等一线创作人员的关系,耐心倾听后者对于邵逸夫和大片场制度的控诉。

邹文怀的玲珑心思自然瞒不过邵逸夫,邵逸夫便安排红颜知己方逸华进入管理层,从邹文怀手里夺回很大一部分权力。

“君臣”离心至此,分道扬镳便只剩下时间问题。

一开始邹文怀不敢自立门户:一方面他一个打工仔没有多少本钱,另一方面他不知道有没有一线创作人员愿意跟他一起出走,这种担心很有必要,1963年,邵氏导演李翰祥在电懋的支持下带着一票人自立门户,结果这些人在电懋走衰后被邵氏连年围剿,走投无路,这件事极大地震慑了邵氏员工。

▲名导李翰祥

员工不敢背叛邵逸夫,然而邵逸夫却给了员工不得不走的理由。

一统电影江湖之后,邵逸夫觉得电影业没有多大的前途,他更看好方兴未艾的电视业,于是在1967年创立香港电视广播公司(TVB),并为TVB的发展削减邵氏兄弟一半的拍片计划。

对于邵逸夫而言,这只是生意上的调整,对于电影团队而言,这却关乎个人命运。不甘心走下坡路的电影团队开始自谋前途,其中邹文怀、何冠昌、梁风三人1970年创立嘉禾,从此与邵逸夫分庭抗礼。

嘉禾创立时只有40万,好在它有一个稳赚的项目,《独臂刀大战盲侠》。

“独臂刀”是邵氏开创的武侠品牌,1967年的《独臂刀》是香港第一部票房过百万的影片,1969年的《独臂刀王》同样大卖。邹文怀参与了两部影片的制作,与主演王羽交好,并以重金说服王羽转投嘉禾。

其他工作也一一办妥:资金的一大部分由日本人出,片场用台湾的,发行则交给仍拥有广大院线的电懋。影片上映后大卖,邹文怀随即买下电懋原来的片场,更名为嘉禾制片厂。

邹文怀等人的叛离让邵逸夫大为光火,为扼杀新生的嘉禾,邵逸夫祭出法律武器,聘用庞大的律师团控告嘉禾“侵犯版权”。官司的结果很有意思,法院判嘉禾败诉,但却只要求嘉禾赔偿邵氏10万,邵逸夫等于没有赢。

邹文怀虽然躲过一劫,但却兴奋不起来,自从王羽转投嘉禾,邵逸夫就加强了对于片场的控制,挖角邵氏不再容易。并且邹文怀也没有很好的挖角理由,毕竟他和邵逸夫差得太远。

就在这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这个关键人物随后与邹文怀一起催生了一套与大片场制度迥然相反的新商业模式,邹文怀后来正是凭借这套新商业模式推翻了邵氏王朝。

关键人物的名字叫李小龙。

嘉禾成立的1970年,在美国打拼十年却仍是二三线演员的李小龙回港省亲,他想借机进军香港电影业。李小龙最初的投靠对象是邵逸夫,这是很自然的,令李小龙没想到的是邵逸夫并不看重他:他跟邵逸夫要1万美元一部的片酬,邵逸夫却只给他2000美元,还要求他签包身约。李小龙历来骄傲,哪里受得了这个,便生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思。

邵李二人的不欢而散让邹文怀看到了机会,邹文怀迅速给李小龙送去一份“一部影片7500美元片酬外加分红”的合约,结果一下子俘获了李小龙的心。随后双方合拍了《唐山大兄》,该片大卖350万,打破香港电影票房纪录。

早在邵氏兄弟工作时,邹文怀就隐约觉得提高一线创作人员的待遇,可以让老板和创作团队双赢,《唐山大兄》的成功则证明了这一点。

《唐山大兄》的成功让邹文怀大受鼓舞,他觉得自己没有邵逸夫有钱根本不是什么致命伤,因为决定一部影片票房的不是制片公司的体量,而是单部影片的质量,因此,他只要能充分调动一线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做出爆品影片,就能逐步超越邵逸夫。

带着这样的思路,在与李小龙首次合作的基础上,邹文怀又推出了当时已经在好莱坞兴起的独立制片人制度,也就是支持一线创作人员创立自己的公司,嘉禾把这些公司变成卫星公司,双方合作分成。

第一家卫星公司是李小龙1971年创立协和电影,《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等都是该公司的作品,其中《猛龙过江》大卖530万,再次打破票房纪录。除了票房之外,李小龙还带给嘉禾巨大的名气,让其一跃成为国际知名制片公司。

嘉禾的迅速崛起给邵氏兄弟带来了巨大威胁,邵逸夫不得不与“叛将”李翰祥握手言和,启用后者拍摄《大军阀》《风月奇谭》《一乐也》等风月笑片应战。

对于嘉禾的崛起,外界一开始将之完全归功于李小龙,因此当李小龙1973年7月猝死后,一度认为嘉禾也将“命不久矣”。但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失去李小龙的嘉禾不但没有走衰,反而再创新高。

就在李小龙去世的当年,邵氏喜剧明星许冠文转投嘉禾,拍摄了大卖600万的《鬼马双星》,这个票房甚至打破了李小龙创造的纪录。

其实这个成绩原本属于邵氏兄弟。许冠文曾拿着《鬼马双星》的剧本找邵逸夫谈分红,希望实现李小龙与邹文怀式的合作,结果邵逸夫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许冠文这才怒发冲冠,与邹文怀走到一起,并很快成立独立制片公司——许氏电影。

说到底,李小龙和许冠文选择的不是嘉禾,而是一套能让创作人员赚到钱的商业模式。邹文怀的成功也不是个人能力的成功,而是商业模式的成功。

受许冠文的鼓舞,洪金宝、成龙等人也坐不住了,纷纷投入嘉禾的怀抱,创立与嘉禾合作的卫星公司。嘉禾与卫星公司的分工是,嘉禾负责融资、发行及院线,并派监制协调各方利益及内容品控,形成一个创作平台,各卫星公司则负责具体创作。

由于解决了一线创作人员的激励问题,嘉禾后来不断打破票房纪录,丰厚的利润又让它和卫星公司得以给一线创作人员更高的薪酬,从而推高了整个行业的薪酬标准,也让依赖低薪酬的邵氏兄弟人心离散,江河日下。

1987年,邵氏兄弟停产。

到70年代末,邹文怀就已超越邵逸夫成为电影行业的新老大,此后他还将统领行业20年,而这20年,香港电影业呈现出新的竞争格局。

独立制片人制度的出现一下子把电影市场做起来了,膨胀的市场需要更多的制片公司,于是嘉禾有了新的对手。

1980年,有资金和院线优势的金公主,支持黄百鸣、徐克、曾志伟等电影新人创立新艺城,此后十年,新艺城成为嘉禾最强劲的对手,其出品的影片口碑与票房齐飞,比如1982年的《最佳拍档》大卖2600万,刷新香港票房纪录,1986年的《英雄本色》狂收3500万,更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

成立于1984年的德宝也让嘉禾倍感压力。这家公司原为嘉禾干将洪金宝所创,后来洪金宝把公司卖给富商潘迪生,潘迪生则说服邵逸夫转让了邵氏在香港的院线,这让他得以站在邵氏的肩膀上,与嘉禾和新艺城鼎足而立。在德宝、新艺城之外,还出现了一些小的独立制片公司,大家共同瓜分新的市场。

整个80年代,推翻邵氏王朝的邹文怀没能独享胜利果实,而是招来了一批比邵逸夫更年轻也更生猛的新对手。对付邵逸夫,他有独立制片人制度,但是对付新对手,他则失去了商业模式上的优越性。

为战胜新对手,邹文怀开始动用资本的优势疯狂拍片,并扶植成龙成为继李小龙之后的一代功夫巨星,希望靠数量和大IP赢得最后的胜利——80年代后半叶,嘉禾每年制作25~30部影片,其中成龙的影片最为红火。增加产量的同时,邹文怀还全力拓展发行网及院线,以应对来自新艺城和德宝的挑战。

上述计划都需要资金的支持,于是邹文怀带领嘉禾1994年登陆港股,其身家则顺势涨到6个亿。

邹文怀的这套打法非常到位,让嘉禾稳稳地度过了80年代,而嘉禾的两大对手新艺城和德宝却因种种原因于90年代初解散。其后,嘉禾进入缺少同量级对手的局面,然而这种局面尚未铺展开来,一些外部因素便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命运。

一个外部因素来自台湾。

由于台湾本土电影一直没有发展起来,加之台湾当局对进口电影的管制,台湾在七八十年代极度依赖港片,到80年代末更是到了等米下锅的程度。为抢到新片子,除了跟嘉禾这样的香港制片公司采购,大量台湾片商还直接跑到香港订片子,订的还不是片子,而是“片花”,就是那种故事梗概加演职员表。那个疯狂场面,堪比内地2017年的抢房潮。

随着哄抢持续,香港电影的制作成本越来越高,影片质量却越来越差,由此形成一个泡沫。身处泡沫时代的我们非常清楚,赚快钱的诱惑是很难抵挡的,香港电影业的带头大哥邹文怀也不例外,他在这一时期投拍了嘉禾历史上数量最大的烂片。

泡沫支撑的繁荣终究难以持久。

1993年,台湾片商对于香港电影业的粗制滥造忍无可忍,找香港电影从业协会谈判,要求后者提高影片质量并抑制包括演职员天价片酬在内的制作成本。对于台湾片商的愤怒,香港电影人无动于衷,断然拒绝了其要求,双方不欢而散。

这之后,台湾片商只好寻求甩开香港电影的盈利之道,于是推动台湾监管部门调整产业政策,包括放宽对莱坞和日本电影的进口限制,以及允许台湾片商赴内地拍摄外景。等到这些政策出来,香港电影人傻眼了,终于明白谁是谁的老板。

外部投资和需求的双双萎缩重创香港电影业,更雪上加霜的是,1998年索罗斯做空香港,把香港折腾个半死,导致香港本土电影投资和需求也严重萎缩。

真是不给人活路啊。

1997年,邹文怀迎来70大寿,也迎来人生的滑铁卢。他先是因为投资房地产亏了3个亿,接着发现嘉禾也已亏到债务缠身,与此同时,他还失去了创业搭档“二当家”何冠昌(成龙拜何冠昌为“干爹”),最后,嘉禾的片场也于1998年被政府收回。

一连串的打击把邹文怀打蔫儿了,但他仍试图东山再起,因此必须寻找一块新的片场,当时政府在将军澳新批了一块影城用地,邹文怀立马竞标。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早已退出电影业的邵逸夫突然向其发难——联合六家电影公司参与片场竞标,而且赢了!

1987年,邹文怀逼得邵逸夫关闭邵氏兄弟;1998年,邵逸夫让邹文怀成了一个没有片场的电影老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998年之后,嘉禾进入大厦将倾阶段。

先是嘉禾一哥成龙远走好莱坞,接着上市公司遭遇停牌,之后公司门口来了一位“野蛮人”——后来出品了《无间道》的寰亚老板林建岳,邹文怀请李嘉诚抵御林建岳的“恶意收购”,才保住公司。

公司是保住了,但邹文怀的下坡路远没有到头。

邹文怀崛起于70年代,他上承陆运涛、邵逸夫五六十年代打下的产业根基,然后用一套新的商业模式下启了香港电影业30年的辉煌。

但2000年之后,华语电影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香港电影业式微,内地电影业却悄然崛起——先是一位不起眼的香港电影人江志强(《捉妖记》的老板)推动内地进入大片时代——票房进入亿元时代,电影院兴盛起来,那之后,一个叫于冬的内地发行商(《红海行动》的大老板),带着一批香港电影人北上,开启了合拍片时代,也开启了华语电影业的中心向内地回归。

站在2000年的当口,一无片场,二无资金,且年逾七旬的邹文怀倍感大势已去,但他仍不死心,又安排了美国斯坦福电影硕士的女儿接班,最终却加速了败局。

2007年10月,已经80岁的邹文怀再也没有力气折腾了,于是把自己及女儿所持有的嘉禾24.78%的股份及可换股债券,以2亿的“白菜价”卖给内地的橙天娱乐,橙天娱乐成为嘉禾第一大股东,并将公司更名为橙天嘉禾。

交易完成后,邹文怀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自己收购米高梅,不会改叫“嘉禾米高梅”。只可惜他的抱怨已无人理睬。

橙天的老板伍克波买下嘉禾后意气风发,对外宣称“至少每年要拍出20部电影”,可惜的是,他后来从未兑现这一豪言。

据报道这位老板后来又想做“高端影院式会所”,就是把电影院做成一个看电影、办party、搞商务会谈/公司年会/新品发布会的杂合体,当时他判断单纯做电影院是赚不了钱的。然而中国电影院随后的发展给了这位老板一记响亮的耳光,于是外界看到,2017年1月,嘉禾在被收购十年之后又被卖给另一家院线运营商——南海控股,其市值目前已跌到20亿以下,股价不足1港元。

邹文怀在失去嘉禾后迅速被媒体遗忘,他最后被媒体提及是两件事:一是2008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授予其“终身成就奖”,二是2014年1月其老东家兼老对手邵逸夫于107岁的高龄去世,有媒体问他如何评价邵逸夫,他说“他是个好人,我们没有不和,之前一两年大家都有聚会”。

据说,邹文怀此时把手机铃声换成了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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